narzr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宏观政策也将从短期应对波动转向支持长期经济繁荣，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改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特征是由出口依赖转向内需拉动，核心就是提高民间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
政策制定者代表国家制定政策，实际上就是代表达成契约的人们制定政策。政策制定者既要考虑国内选民、利益集团的利益，也要考虑国家之间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
保护待售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是政策制定者出售给利益集团的，关键是利益集团的出价。在两个国家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收益大的一方自然支持自由贸易，而获得收益小的一方就可能反对自由贸易。这个模型最直接地反映了受国际贸易政策影响的不同选民的政策主张，到底最终出现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完全根据不同选民的数量多少来决定。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表明，国家不可能完全平等，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是不同的。此时，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对该产业进行补贴，即不论对方国家是否发展该产业，该国的这种产业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都会盈利，因此这种产业肯定会得到发展。
这样，两个追求当选或选票最大化的政党会根据其对选民贸易政策偏好的判断作出选择，突出强调了两个政党之间的博弈或竞争。在自由贸易中获得收益的一方自然支持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而受损的一方则会表示反对。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我也注意到工业增长方面的一条消息：到2009年9月为止，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的增长率要比国有与国有控股的增长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黄金本位的货币如有的经济学家讲过的那样，是比较诚实的货币，因为谁也不容易在里面兑水，一般搞不起严重的通胀。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工业主打，而工业制造又高度依赖出口。可是现在中国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够生产出蛮像样的汽车，这就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替代、来往、产业转移与结构重组。
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各国当局只要担心通缩之痛，短期内就有足够的手段打开货币龙头，大手刺激经济。作为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人，我很好奇，这个后危机时代怎么就来得如此之快?我们似乎有必要借这个题目来回头看看当时对危机性质的认识和估计，究竟哪些对头、哪些不那么对头。
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一年有余，后危机时代的舆论就铺天盖地而来。这么两大板块，过去被冷战壁垒隔开，经济来往少，互相不比赛。所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由此带来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一定更为显著、更为长久。开始的估计不足是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
美国金融企稳之后，其进口需求免不了还要回升的。最显著的不同是，不过两年时间，后危机时代就到了。同时，这个大变局也无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与平衡。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
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各国释放出太多的货币在全球漫游，究竟会对经济决策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密切关注。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继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产业领域，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价的总水平。
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可企及的优势，在分析和估计经济形势时不可以忽略的。当然论到资产账面值的损失，现在的应该远大过当年。
原来的汽车主要在年薪6万-8万美元的地方生产，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原来的秩序无从维持，原来的平衡要被打破。这个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对理解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是有益的今年的通胀曲线应该是前低后高，上半年可能在3%，下半年可能会上升到5%，全年4%。日本则正在为经济重新陷入萧条而烦恼，去年日本企业资本支出下降了四分之一，超市消费下降了42%，已经下降到1992年的水平。
第三，在去年全年投放的近10万亿元贷款中，有超过70%是国有单位吸纳的，这是中国能率先全球走出V形反转的重要基础，但由于复苏不是由市场主导的，到目前为止，内生性的增长动力就只是在外生动力促进下有所萌动，只有在当今后的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比重能再次上升到70%以上，我们才能认为经济复苏是被经济增长自身的要求推动的。引来热钱将抵消加息效果 如果加息的话，那么会造成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利差过大而引发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进而在外汇占款项下出现相应的大规模货币投放。
从长远看，货币政策的重点可能应该从以往的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向保增长转变，而由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后果，这就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这种情况在2007～2008年中国为治理通胀而不断加息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出现过。
加息既抑制不了人口增长，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给，所以就治理不了中国的结构型通胀。由于源头在外部，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加息就制止不了输入型通胀。
加息能抑制通胀的原理是利息出自利润，利息增加企业利润就会减少，从而通过压低企业的需求扩张来压低物价水平。利润是企业的内生性增长动力，没有合理利润，企业就没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要求，如果利润已经因通胀而受损，加息就是把企业利润压得更低，其结果是丧失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而这正是我们在2008年上半年所看到的现象。我反对为通胀加息，不是认为通胀不需要治理，而是因为加息会损害还不稳固的经济复苏，并且也解决不了通胀问题。去年二季度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危机中的低谷开始攀升，到四季度中国就开始出现了通胀势头，这种前后影响的一致性充分说明了输入型通胀对中国的影响。
(作者：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进入 王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通胀 加息 。这些都说明，发达国家的内需复苏极不稳定，一旦金融市场再次剧烈动荡，就难逃经济的二次探底。
如果2011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开始露头，到2012、2013年间趋于严重，则中国经济就是今年出现某种程度的过热也不应加息。结构型通胀的源头在国内的食品价格，核心是粮价，而粮食供求长期紧张导致粮价长期上涨，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
第二，去年保八成功，主要办法是用投资需求的扩张对冲出口需求的萎缩，但是在国内各产业领域产能普遍过剩的条件下，投资需求的扩张必然会带来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过剩难题。现在我们把遏制过剩产能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同时意味着要压抑投资，所以今年的投资增长率肯定会低于去年，如果出口今年只有微弱增长，中国的需求增长空间就只能是去年上的那一大批项目的延后投资需求，但这部分需求肯定是递减的。
控制住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采取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还是应该的。经济复苏还不稳固，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复苏势头必须倍加珍惜。实际上，即便是2010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仍会很脆弱。我认为2011年以后美国与世界经济很可能二度触底，并且在十二五中期形成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因此自去年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只是暂时性的，2010年世界经济的持续回升也是暂时性0的，我们如果仅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就盲目乐观起来，就会重蹈2008年上半年覆辙，即在宏观调控中仅仅考虑内部因素与需要，而把外部因素弃之不顾。
这种情况在2007～2008年中国为治理通胀而不断加息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出现过，目前欧元一年期存款的利率是1.1%，美元不到1%，日元更低，而人民币已高达2.25%，如果继续加息，引来的国际热钱就更多，其结果是为了减少货币投放的政策却刺激了货币投放，实施宏观调控的动机和效果就会正好相反。输入型通胀的源头在外部，主要原因是巨额国际资本炒作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导致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
由于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至少在未来中期内会对需求形成压力，因此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虽然会继续上涨，但不会暴涨，这就决定了在中期内中国的通胀可能是在6%以下的温和型通胀，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就可以很好地消除通胀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把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放在8%～10%考虑是太乐观了，若发生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出口就很可能出现比2009年更大的负增长率。
此外，在反通胀方面，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物价补贴，效果会更好。目前欧元一年期存款的利率是1.1%，美元不到1%，日元更低，而人民币已高达2.25%，如果继续加息，引来的国际热钱就更多，其结果是为了减少货币投放的政策却刺激了货币投放。
